我坐在特茹河口的大發現紀念碑下，閱讀佩索阿，右手邊是貝倫塔，左手邊是四月二十五大橋，眼前是寬如湖泊的粼粼水道，聯通著浩瀚無邊的大西洋。港口的船隻數量好像比房屋還要多，以執拗的保守懷念著里斯本這座城市過去的榮耀與傳統。當金黃色的夕陽灑在聖喬治城堡的箭垛之間，彎彎曲曲的街道上映出潔白的反光，這座驕傲地獨居歐洲盡頭的「七山之城」便回到了佩索阿的年代，他曾寫道：「里斯本即便是遠遠地看來，也像是在美夢中的幻境一樣。在藍色天空和金色太陽底下，輪廓那麼清晰。」
有人將里斯本的佩索阿、布拉格的卡夫卡和都柏林的喬伊斯相提並論，事實上對於其他兩對搭配，里斯本與費爾南多·佩索阿的精神貫通意義更大。詩人一輩子都在書寫里斯本和道拉多雷斯大街，例如那句著名的城市情話——「即使整個世界都被我握在手中，我也會把它換成一張返回道拉多雷斯大街的電車票。」
如今叮叮噹噹的電車仍然緩慢優雅地穿行在老城區，從1901年首次投入使用已經過去了一個多世紀。揚·馬特爾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描寫：「一輛電車正沿著軌道隆隆駛來，黃色車廂閃閃發亮——這種新鮮的交通方式興起還不到三年。」對於今天的遊客來說，「閃閃發亮」的百年好物依舊散髮著令人欲罷不能的新鮮感，它們保持著鮮艷的黃色，被做成紀念品擺在櫥窗里待價而沽，受歡迎程度遠遠超過了配有三角帆的卡拉維爾帆船——葡萄牙的來路暫時被人們忘卻了，除了葡萄牙人本身。
邊緣之城裡斯本曾經是歐洲的「倒霉蛋兒」，一邊謹小慎微地抵御著鄰居卡斯蒂利亞王國的擴張，一邊眼饞心焦地望著地中海城市的財富堆積如山。當時代的洪流將歐洲卷向大航海的浪潮中時，儘管佔據著大西洋海角的地緣便利，但貿易的缺失和眼界的局限令里斯本連把握一次機會都顯得艱難躊躇。在拒絕了「天命召喚」的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之後——不過英法意也都認為他是個騙子——葡萄牙又一次眼睜睜地看著唯一的鄰居西班牙登上了世界話題之巔，也看著馬德里趕超羅馬躋身歐洲大城市行列。
還好世上還有達·伽馬，既生瑜何生亮的故事沒有在伊比利亞半島上發生，相差了大約18歲的後輩達·伽馬完成了哥倫布「未竟的事業」，開闢了通往香辛撲鼻的真正的印度的新航路，由此「發現美洲新世界」的克里斯托弗先生的成就顯得更有價值了——整個世界用船聯結起來了。
1497年7月8日，葡萄牙人達·伽馬的船隊——其實只有三艘小帆船和一條補給船——從特茹河口默然啓航，沒有歡送儀式也沒有禮炮轟鳴，只有船員與妻兒的對望揮手與無聲告別，在金黃色夕陽的覆蓋下，駛向大洋的船隻背影有些落寞。這段「沒有人敢承諾未來」的航程持續了兩年時間，最長的時候曾經三個月沒有見過陸地的蹤影。思鄉病猛烈地襲來，人們默念著一個個心中銘刻著的名字：街道和親人，就像《葡萄牙的高山》里烏利塞斯神父在航海日記中寫下的一頁又一頁單調乏味的「這就是家。這就是家。這就是家。」
要不是因為遠徵隊「竟然真的」完成了抵達印度尋找香料並安全返回里斯本的壯舉，法多（Fado）可能早就被創造出來了。經過150年的傳唱與更新，這種在拉丁語中意為「命運fatum」的葡萄牙民謠，幾乎與愛與哀愁划上了等號——愛與哀愁像杯烈酒，配上思鄉的佐料就變成毒藥。所有的法多歌手都是詩人，在《Lisboa里斯本》這首法多歌曲中卡佳·蓋蕾羅Katia Guerreiro唱道：
「我逃離里斯本，
走向不確定的永遠，
在別處尋求被遺忘，
就連上帝也不知道，
我能否再回來。」
里斯本。里斯本。里斯本。葡萄牙人的家。葡萄牙人的家。葡萄牙人的家。
在今天的里斯本，有無數精彩的提供法多演出的餐廳或酒館隱藏在如同雷馬克所寫下的「有一股魚腥、大蒜、暗夜的花朵、消逝的陽光和睡眠味道的彎曲街道」中。從夜幕降臨直到午夜兩點，意為「葡萄牙咖啡館」的Café Luso都人滿為患，在老舊的石砌戶型屋頂和煞有介事的潔白桌布襯托下，卡塔莉娜·蘿薩Catalina Rosa女士深閉雙眼，在魯特琴、大提琴和木吉他的協奏中，歌聲伴隨著沈厚的氣息，彷彿從海面而來，滾動在餐廳的每一個角落。人們屏息凝氣，任憑盤中的豆子濃湯慢慢變涼，就像家裡的方桌上永遠多留出的那一盤一樣，那是對遠行的家人的思鄉的回望。更多的是在大航海帝國沒落之後的年月里，葡萄牙人用這種透著吟游詩人氣質的樂曲，唱出了一個民族的憂愁。在鄉愁與勇敢之中，伴隨著佩索阿的「上帝把歷險和深淵賦予大海，也讓它映照了天堂」那句詩，葡萄牙人選擇了奮不顧身地揚帆啓航，將驚濤拍岸的大西洋看輕。